一場文藝思想的大討論

1942年5月召開的延安文藝座談會，迄今已經過去了足足75周年。對延安文藝座談會的評說，出現了一些不同于歷來的說法。包括對它的任務、性質與成果的解讀，都是眾說紛紜。有人認為這次會議主要是為了整風，有人認為主要是為整人，還有人認為這次會議把延安的文藝“整”沒了。正如這些現象所反映的，文藝界存在著對這次會議的不同看法。從今天來看，延安文藝座談會，根本上就是一場文藝思想的大論戰，是各種文藝觀的大碰撞。由于毛澤東的深刻思想和把握大局的能力，最終使大家取得了一致：文藝要為人民服務，要為社會服務，文藝家要走到群眾中去，成為群眾心聲的揚聲器。

現在我們來回顧一下這次會議的經過，并指出這次會議的論爭性質。

一、 座談會參加者觀點各異

（一） 延安文藝派別的形成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以前，延安的文藝派別已經不少，有人用“山頭林立”來形容，或許有點過頭，但是，存在著多個由不同來源人員組成的機構，又由于日常接觸的頻繁，觀點相近的群體形成的“山頭”，則是很明顯的。例如所謂“魯藝”派，“文協”派，“文抗”派，是客觀的存在。還有所謂“歌頌派”和“暴露派”等等。姑且不論這種劃分和概括是否準確、恰當，有不同文藝“派別”或相互更加接近的群體存在，是不容置疑的事實。這些“派別”盡管后來很多問題歸結為政治斗爭、路線斗爭，但本質上文藝觀念并沒有很大的不同。都反抗黑暗時代，尋求中國的光明前途，但也都對文藝的本質，尤其是對當時中國文藝的出路與使命，以及怎樣發揮文藝的作用等等重大問題，缺乏深刻的認識，處于一種“自在自為”的狀態。

（二） 觀點差異觀念相近

參加文藝座談會的人們，在到達延安之前，大部分跟抗戰前的左翼文藝運動有關。即使不在運動的中心，也在運動的邊緣。他們所持的觀念，都是當時左翼文藝的觀念，就是要通過推行無產階級文藝，來打倒資產階級、封建階級的文藝。他們的文藝觀都受到了當時風行的馬克思主義文藝觀的影響，雖然理解上各有差異，但基本上都認同馬克思主義文藝觀。問題在于，他們多半并沒有深入理解馬克思主義，還由于各人自身的教育程度、傳統文化觀念的濡染，以及家庭、經歷等帶來的局限，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帶著更多的概念化和教條式的印記，對于文藝的功能、作用與地位，帶著很多錯誤的觀念。很多觀念很接近，但是觀點卻很不同，所以在之前就有很多文藝論爭，已經呈現出觀念相近而觀點差異的傾向，在社會大變革和抗戰帶來的大動蕩中，總的觀念并沒有大的變化。到了延安后，都是要創作抗戰文藝，用文藝為抗戰提供精神食糧，但是具體的文藝觀點進一步分化，例如有的文藝家一心想要上前線，有的則逐漸安于延安的平靜，有的甚至因一些日常瑣事，產生牢騷，再加上性格和經歷等差異，造成了對彼此的看法，有的原本相互就有看法，現在則開始加深，多重原因形成了延安文藝界思想不統一，關系不融洽的狀況。

（三） 開會前風雨欲來

在會議召開的前夕，延安文藝界出現了各種不協調的狀況和聲音，還存在一些深層次的偏向。各個“山頭”之間的隔閡，也開始深化。例如，1942年3月《解放日報》發表了王實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節”有感》，《文藝月報》發表了《政治家、藝術家》，引起了爭論，甚至引起前方將士的不滿；街頭墻報《輕騎隊》言論尖銳，引起議論紛紛；美術展覽有諷刺畫諷刺延安的一些現象；魯藝出現了追求“高大洋古”劇目現象，抗大出現了“正規化”辦學傾向；還有一些人口無遮攔，任性宣泄情緒。1941年6月17—19日，《解放日報》發表了周揚的長文章《文學與生活漫談》，引起“文抗”的舒群、蕭軍、白朗、羅烽、艾青等5人不滿，聯名寫了《〈文藝與生活漫談〉讀后漫談集錄并商榷于周揚同志》。總之，在延安出現了一些不和諧的聲音。

此時，在此前1939年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倡導的學習之風，在延安已經開展了一段時間，在學習運動深入發展的過程中，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已經發現了學習運動中出現的問題：學風不正，因此又提出了“改造我們的學習”要求。

在這樣的背景和氛圍下，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召開，其面對的任務和話題，也就必然要涉及這些文藝和思想領域的亂象。實質上，延安整風運動，就是學習運動的深入。延安文藝座談會恰恰就是在學習運動深入、整風運動開始之際召開的。

二、 座談會是一場大論爭

在座談會召開的最開頭，毛澤東開宗明義，發表了一個點題的講話，就是后來的《引言》。其中提出了五個當時需要解決的問題：立場問題、態度問題、工作對象問題、工作問題和學習問題。這五個問題，并不是當時大家實際在爭論的問題，但是毛澤東從表面現象中看到了問題的實質和癥結所在，他意識到背后隱藏的問題是深刻的。所以他當時并沒有簡單化地批評誰，而是引導大家討論，讓大家在討論中、甚至爭論中達到新的認識高度，實現新的思想統一。因此毛澤東有意把當時延安文藝界各種爭論和表現背后存在的癥結問題，加以概括、提煉后，提出了這五個問題讓大家討論。實際上，這是很有意識地把大家的思路引向了毛澤東希望大家思考、認識的問題。因此，歸結來看，《引言》實際上是引導話題，推動討論，啟發認識。

所以，當他在第一天會議上講完《引言》后，就一直到最后做結論，整個會議過程中，雖然會場討論熱烈，一度甚至幾乎可說炸開了鍋，但他似乎穩坐釣魚臺，只是認真做筆記，從未參與爭論，哪怕是插話也不見記載。這很顯然是讓大家放開來討論的意思，如果他一插話，別人就會等著看他的態度和意見，就可能討論不下去。

根據各種記載看，整個會議是在論爭中進行的。按照蕭軍的記載，這天毛澤東講話后，蕭軍第一個發言之后，接著發言的是徐特立。之后，有李又然、杜矢甲、丁玲、艾青等。會議一直開到晚上約十點半。其中，艾青曾“站在自己的立場攻擊周揚”，蕭軍又說“杜矢甲說得不好”，沒有指明什么不好，但至少顯示了蕭軍與他的差異。蕭軍自己的發言說到“我要在世界上做最好的作家”，后來也被人詬病，朱德在第三次會議的總結性發言中就批評說：“你是‘中國第一’也好，‘世界第一’也好，這不過是個意愿，還是要給老百姓做事，將來由老百姓來推才行的……不要眼睛太高，要看得起工農兵。‘中國第一’，‘世界第一’，都不能自己封，都要由工農兵群眾來推才行的。”

5月16日第二次會議，也發生了不愉快的一幕：有人花一個多小時談“什么是文學藝術”的概念，有人忍不住喊：“我們這里不是開訓練班！”根據黎辛的記載，這個人是歐陽山。會上還有人談“人性論”，說自己從來不寫歌功頌德的文章，后來毛澤東在總結講話中專門談了這個問題，實際上也是一種批評。會上還有個非黨作家提出：“你們黨整頓三風是應該的，但是為什么不在十年以前就提出來呢？”對此，胡喬木回答說：“我們黨提出整風是因為我們堅信自己的事業的正確性，所以才能夠進行這種嚴格認真的批評和自我批評；這么做并不是從現在提出整風才開始，而是從建立黨的那一天起就這樣做的。我們歡迎各種善意的批評，但也不懼怕任何惡意的中傷和歪曲。”

5月23日的會議雖然已經到了收官階段，但還是爭議不斷。蕭軍再次發言，談了自己對于座談會的愿望：A、勿徒作空言。B、對自己領袖言語要以行為證實。C、改正無紀律性，八股作風，夸夸其談，言之無物，主觀主義不管別人，言不對題等作風。似乎何其芳發言提到蕭軍的懺悔問題，蕭軍回答說：“……A，我過去沒有，將來沒有，現在也沒有懺悔，因為我沒有意識墮落過。要有一種有內容的懺悔，不然就是抒情的游戲，或者騙子的謊言。B，懺悔本身并無多大價值。C，在沒提出整頓三風以前，一些懺悔的人是否思考過這些問題，假使將來提出要整頓六風時，或在這中間有人指出是否肯承認。人是思考動物，共產黨員要有自發性。”此外他還談到對王實味問題的看法。火藥味很濃。蕭軍還認為會上詩人蕭三的發言是“一種阿Q式的一般批評法”。蕭軍發言后，胡喬木當場就批評他是把共產黨員全都看成木瓜，他也不同意蕭軍對王實味問題的看法。他還請蕭軍放心，“黨絕不會再整頓六風”，蕭軍認為“他的態度很惡劣”。

從上述這些簡略的記載來看，整個會議上，指名或不指名批評成為常見的現象，明明暗暗，起起伏伏，用“爭論之聲時起”，是毫不過分的。一方面可說是熱烈，另一方面也可說是紛雜。事實上可說誰也沒有說服誰。

說了那么多，他們究竟在爭什么？其實，分析起來，他們的發言，其中說到點子上的不是沒有，例如蕭軍說到要接觸人、了解人，歐陽山尊提出要向戰士學習，柯仲平談到文藝怎樣才會受到群眾歡迎等等，但是多數圍繞毛澤東提出的五大命題加以闡發，難以深入，并都表現出對自己的使命不明了，對抗戰文藝的理解不深刻，對文藝本質理解的淺薄，尤其是對文藝的根本任務與使命的理解，沒有一個人涉及。這些討論的意義，只在于相互啟發思考，而不是得出結論。其中更多顯現的是各種文藝觀的大碰撞，但是并無統一的認識，如果沒有一個高屋建瓴的總結，這次會議的結果可能就是無果而終。

這個總結，不得不由毛澤東來做。

三、 從論爭到一致

毛澤東是有備而來，從引言提出問題，到做出結論，他應該說是胸有成竹的。實際上，會前他就做了大量的調查研究工作，他對好幾個人都提出了搜集反面意見的要求。因為他怕人們懾于他的威望，不敢提出不同意見。而蕭軍是敢于說話的，但他的觀點也未必對。毛澤東需要清楚到底還有哪些觀點，到底現在出現的那些不和諧聲音，是怎樣發生的，他需要找到癥結。整個會議過程中，他一直異常冷靜地保持沉默，一場不缺，專注聆聽所有人的發言，都是在積累、醞釀自己的總結。到最后總結的時候，已經胸有成竹，因而一氣呵成，透徹、精辟地提出了自己精辟的見解，讓許多原來自以為文藝家的人們，自嘆不如。蕭軍在日記里說：“這是一個值得歡喜的結論。”

毛澤東的結論，回答了很多爭論的問題。但是更重要的是回答大家討論了很久而不得要領的命題：為什么人的問題。毛澤東提出立場問題，實際是指向一個文藝最根本的問題——為什么人的問題。但是整個會議中沒有人正面接觸這個問題，只是浮光掠影地說要站在抗戰的立場等等。所以，在《結論》中毛澤東第一個就來談這個問題。這次毛澤東不再采用出題的提法：“立場問題”，而是一下子提到了問題的根本：“為什么人的問題”，這就一下子把問題提到了一個最高的高度。當他提出這個話題的時候，當他引用列寧的話：文藝應當“為千千萬萬勞動人民服務”的時候，答案已經有了，只是需要加以深度闡釋，讓在場的人們去結合自己思考應該怎樣做。毛澤東一針見血地指出：這個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而文藝界的很多爭論，并不在這個原則問題上，只是在一些枝節問題上、非原則問題上，相反對這個根本問題，大家卻是相同地抱有很多錯誤的觀念：輕視。對此要認真去思考。經過毛澤東的闡釋，大家心里就非常清楚明確了：這就是這個講話以后指引文藝家們前進的燈塔。

第二個問題，毛澤東順理成章談了怎樣去為人民服務的問題。他開宗明義指出了普及與提高的問題。指出，提高當然是需要的，但是要從實際出發。要從工農兵的實際基礎出發去談提高。所以，不僅更緊迫的是普及，而且是向群眾學習。他實際上委婉地批評了當時“魯藝”的“高大洋古”和抗大的“正規化”辦學：先不要說提高工農兵，還是先向工農兵學習，先把自己“提高”到工農兵的程度吧！他提出在現有條件下，普及是比提高更緊迫的事，但也不能忽視可能情況下的提高，不能滿足于普及。這里面其實還是隱含著一個態度問題：怎樣做的問題。

第三個問題，毛澤東談了黨內關系和黨外關系——文藝界統一戰線問題。實際上是怎樣處理黨內外文藝家的關系問題，也就是團結問題。這是告誡黨內黨外的所有文藝家，都要處理好這個問題，才有可能更好發揮作用。仍然是針對文藝界的思想偏向問題。

第四個問題，毛澤東從文藝與政治的關系問題入手，提出了“我們的要求則是政治和藝術的統一，內容和形式的統一，革命的政治內容和盡可能完美的藝術形式的統一”的意見。在此基礎上對當時存在的各種錯誤觀點做出了分析和批評。其中直接批評的有這樣一些觀點：“人性論”“文藝的出發點是愛，是人類之愛”“從來的文藝作品都是寫光明和黑暗并重，一半對一半。”“從來文藝的任務就在于暴露。”“還是雜文時代，還要魯迅筆法。”“我是不歌功頌德的；歌頌光明者其作品未必偉大，刻畫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不是立場問題；立場是對的，心是好的，意思是懂得的，只是表現不好，結果反而起了壞作用。”“提倡學習馬克思主義就是重復辯證唯物論的創作方法的錯誤，就要妨害創作情緒。”

由此，毛澤東嚴肅指出：“文藝界中還嚴重地存在著作風不正的東西，同志們中間還有很多的唯心論、教條主義、空想、空談、輕視實踐、脫離群眾等等的缺點”，毛澤東的批評不可謂不尖銳，不可謂不嚴厲。他所批評的觀點，都是用引號標出，表示是直接引文，也就是很可能在會上有人說過的話，包括“人性論”等等。

至此，我們看到，毛澤東的總結，實際上差不多是一個人在與許多人討論，甚至辯論，他毫不客氣地指出問題的嚴重性，提出：“需要有一個切實的嚴肅的整風運動”“我們希望文藝界的同志們認識這一場大論戰的嚴重性，積極起來參加這個斗爭，使每個同志都健全起來，使我們的整個隊伍在思想上和組織上都真正統一起來，鞏固起來。”

延安文藝座談會開到這里就結束了。對毛澤東講話的現場反應，看來是引起了大家的思考，氣氛似乎有點凝重。一場大討論，到此就降下了帷幕。之前的許多爭論，也平息或者暫時壓下了。總體上，可說從眾聲喧嘩到定于一尊，以黨的最高領導人的威望，和富有啟示性和說服力的論說，使大家統一了思想，明確了方向。

小結：開示無數法門

延安文藝座談會，通過引導討論、展開爭論、歸納梳理，把延安文藝界紛紜的觀念、蕪雜的聲音、散亂的言行，統一到了一個根本理念和目標下：豎立了“兩為”文藝方針，對延安文藝家的觀念產生了深刻影響，開示了無數法門，啟示與引導他們改造學習、重塑觀念，實現整個創作理念與方法的根本蛻變。座談會后，文藝家下基層、進農村、赴前線，創作出來的作品完全不同于以往：既有充滿陜北風情的秧歌劇，也有新創作的新歌劇《白毛女》，也有改造舊劇《三打祝家莊》等等形式，創造了群眾喜聞樂見的文藝形式和作品，為抗戰勝利和奪取中國革命完全勝利產生了極大的作用。

延安文藝座談會的歷史功績，不僅在于對當時的文藝產生了積極作用，而且對于那一代文藝家來說，是一場靈魂的洗禮，起到了“點化”的巨大作用，使他們醒悟到自己的弱點，從而降下身段，走向民間，從“靈魂的工程師”轉變成人民的學生，成為為人民服務的文藝家。這在今天來說也是極富啟示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