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開七大，為奪取中國革命的勝利奠定了思想、政治和組織基礎

1.準備奪取抗戰勝利

        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形勢發生轉折的時期，黨領導的敵后解放區戰場經過長期的艱苦奮戰，從1943年開始逐步扭轉困難局面，掌握了戰爭的主動權。是年夏，人民武裝力量已經基本打通了從華北到華中的戰略聯系，使根據地連成一片。與此同時，日軍日陷被動，到1943年12月，日本華北方面軍被迫基本停止了向抗日根據地的進攻，敵后戰場形勢出現了轉折。根據國際反法西斯戰爭和中國抗戰形勢發展變化的情況，黨深入地思考和提出了準備奪取抗戰勝利的問題。1944年4月12日，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干部會議上提出，我們要擔負不論在何種情況下把日寇打出中國去的重大責任，就要做好兩個方面的準備：一是在繼續抗戰中使我黨我軍和我們的根據地更加發展和更加鞏固；二是準備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武裝起義，并且學習管理工商業。他說：“沒有這種準備，我們也就不能把日寇趕出去，就不能解放全中國。”1944年4月中旬，日軍開始實行歷時8個月的“一號作戰”計劃，國民黨軍隊望風而逃，河南、湖南、廣西等大片國土淪喪，當地民眾迫切期待有人領導他們起來反抗侵略者。黨中央當機立斷，一方面在華北、華中、華南各個解放區以集中適當兵力作戰與分散的群眾性游擊戰爭相結合、軍事攻勢與政治攻勢相結合，對日、偽軍普遍發起局部反攻；另一方面，決定開辟河南、控制中原，發展蘇浙皖與浙江沿海，進軍湘、贛，用毛澤東的話說，“蔣介石丟到哪里，我們就到哪里”。兩者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一邊是正面戰場出現了震動中外的豫湘桂大潰退，一邊是敵后戰場進入大規模的反攻作戰。在1944年的局部反攻中，八路軍、新四軍共作戰2萬多次，殲滅日、偽軍近20萬人，攻克縣城20多座，解放人口1700多萬。到1945年春，八路軍、新四軍也發展到91萬人，民兵有220萬人，19塊根據地的人口已經接近1億，中國共產黨成為誰也無法忽視的力量。開展城市工作是中國抗戰發展到1944年客觀形勢提出的要求。黨領導的敵后抗日根據地包圍了日本侵略者所占領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而國民黨的主力部隊卻在這里難覓其蹤。在這個前所未有的歷史機遇面前，毛澤東認為，再不提出這個任務，“我們在抗戰中將犯大錯誤”。1944年6月5日，《中共中央關于城市工作的指示》明確要求：“把城市工作與根據地工作作為同等重要的兩大任務”，“以期在今年下半年及明年上半年，就能收獲顯著成績，準備配合世界大事變”，并決定成立以彭真為主任的城市工作委員會，進行這方面的準備工作。 

        奪取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必須很好地處理同國民黨的關系。1944年5月，國共兩黨再次進行談判，但舉步維艱。與此同時，國民黨軍隊在豫湘桂的大潰退，集中暴露了國民黨在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面的嚴重問題。民怨沸騰，輿論激昂，要求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改組政府。9月15日，林伯渠在國民參政會上代表中共中央提出：“希望國民黨立即結束一黨統治的局面”，召開國事會議，“組織各抗日黨派聯合政府，一新天下耳目”。這個主張立刻在廣大民眾中產生巨大反響，對國民黨政府形成強大的政治壓力。然而，蔣介石卻認為：“組織聯合政府是推翻政府，黨派會議是分贓會議”，拒絕接受中共建立聯合政府的主張。越來越多的人從這件事情中看到中國未來的希望所在，這不僅影響抗戰最后階段的國內政治形勢，而且延伸到戰后，在相當程度上埋下了國民黨失敗的種子。 

        到1944年底，世界反法西斯戰場的形勢也令人振奮。毛澤東估計：打倒希特勒明年就可以實現，我們惟一的任務就是配合同盟國打倒日本侵略者。他強調：“一九四五年應該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更大發展的一年。全國人民都希望我們解放區能夠救中國，我們也有這樣的決心和勇氣……為加強解放區抗日工作而奮斗，為組織淪陷區人民而奮斗，為援助大后方人民而奮斗，為建立民主的聯合政府而奮斗。”1945年是決定中國命運的關鍵時刻，就在這個歷史時刻，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延安召開。 

2.七大的籌備和六屆七中全會

        從六大到七大，時間相距達17年。其實，召開七大的動議很早，準備工作也進行過幾次。早在1931年1月，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就提出要召開七大，把總結蘇維埃運動經驗，通過黨綱等作為主要任務。第二次提出召開七大是抗戰開始以后。1937年12月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在近期召開七大，初步規定了七大的主要議事日程，并宣布成立一個由毛澤東為主席、王明為書記的七大準備委員會。1938年3月，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了召開七大的問題，要求“立刻進行具體準備”。但事實上，這個委員會并未工作。第三次是1938年11月黨的六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召集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提出黨的七大“在不久的將來”召開，中心任務是討論堅持抗戰，爭取和保證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會議還對代表名額分配、選舉辦法作了明確的規定。1939年6月和7月，中央書記處兩次發出如何選舉七大代表的通知，并要求9月1日前選出代表待命。但從這時起，國民黨頑固派相繼發動了兩次反共高潮，七大籌備工作受到影響。再一次研究召開七大，是1941年3月12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初步議定五一開會，決定七大議程只要政治（毛澤東）、軍事（朱德）、組織（周恩來）三個大報告，并相應作三個決議。會議還審查了代表情況，確定了大會秘書處等會議機構。這是準備工作討論的較為具體的一次，也有部分代表到延安等候了半年，但不久又決定延期召開。后因部署整風運動、大生產運動和其他工作而未能舉行。又一次討論召開七大，是在1942年7月17日的書記處會議上。書記處會議向政治局提議在8至9個月內召開七大，并指定各主要抗日根據地的一些負責人來延安參加七大。但是，隨后中央政治局重新召開整風會議，號召高級干部學習黨史，七大再次延期。整風進入總結階段后，1944年5月10日的書記處會議決定，立即著手各方面的準備，在8月內召開大會；會議還確定了大會各報告的準備委員會，決定在七大前召開六屆七中全會，并于5月20日左右召開首次會議。這樣召開七大就實實在在地提上了日程。 

        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在延安開始舉行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毛澤東提出七中全會的任務，第一是準備七大，第二是在全會期間處理中央的日常工作。 

        全會討論了七大的各項準備工作，通過了七大的議事日程和報告負責人，決定政治報告由毛澤東起草、主席團和全會討論，其他如修改黨章報告、軍事報告、統一戰線工作報告、黨的歷史問題報告等，分別成立委員會起草，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任弼時負責。全會后期，討論通過了準備提交七大的政治報告、軍事報告和黨章草案、七大主席團名單草案、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候選人名單和會場規則草案等。全會還討論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中共中央關于城市工作的指示》等文件。 

        1944年9月初，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討論關于提議召開黨派會議成立聯合政府問題，為起草七大政治報告提出了新的主題。毛澤東指出：“去年九月提出建立聯合政府的主張是正確的。這是一個原則的轉變，以前是你的政府，我要人民，九月以后是改組政府，我可以參加。”實行聯合政府的原則，七大也要采取這種態度。與會同志對毛澤東起草的政治報告給予了高度評價。吳玉章認為，毛澤東的這個報告可比于列寧的四月提綱，現在國際國內的形勢都成熟了，黨外的人都同意我們聯合政府的主張，要集中全黨精神，團結全黨力量來實現黨的綱領，迎接新的勝利。六屆七中全會的主要內容和最重要的成果，是在1945年4月20日原則通過了《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個決議以毛澤東1941年寫的《歷史問題草案》為藍本，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從1944年5月開始起草。起草工作由任弼時主持，成立了有劉少奇、康生、周恩來、張聞天、彭真、高崗、博古參加的黨的歷史問題決議準備委員會。起草工作歷時一年，數易其稿，后來由毛澤東多次親筆修改或主持修改，許多高級干部也參加了修改和討論，還提交出席七大的各代表團討論。《歷史決議》總結建黨以來，特別是六屆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前這一段黨的歷史及其基本經驗教訓，高度評價了毛澤東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杰出貢獻，充分肯定了確立毛澤東思想在全黨指導地位的重大意義。同時，全面詳盡地闡述了歷次“左”傾錯誤在政治、軍事、組織、思想方面的表現和造成的嚴重危害，著重分析了產生錯誤的社會根源和思想根源。《歷史決議》傾注了毛澤東的極大心血，凝結了全黨的經驗和集體的智慧，把延安整風運動的積極成果以決議的形式肯定下來。用這樣的形式總結歷史經驗不僅是中國共產黨自身建設的一個創舉，在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黨的六屆七中全會的召開和《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通過，增強了全黨在毛澤東思想基礎上的團結，為七大的勝利召開創造了充分的思想條件。 

3.七大的召開

       1945年4月21日，七大舉行預備會議。七大代表共755名，其中正式代表547名，候補代表208名，分中直、陜甘寧、晉綏、晉察冀、晉冀魯豫、山東、華中和大后方8個代表團，代表著全黨121萬名黨員。在預備會上，任弼時首先報告了大會籌備的經過。毛澤東闡明了七大的工作方針：團結一致，爭取勝利。他指出，大會要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我們現在還沒有勝利，前面還有困難，必須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全黨要加強團結。預備會議表決通過了六項議案，確定七大的四項議程是政治報告、軍事報告、修改黨章報告和選舉中央委員會。 

        4月23日，中共七大在楊家嶺中央大禮堂隆重開幕。毛澤東致《兩個中國之命運》的開幕詞。第二天，毛澤東向大會所作的《論聯合政府》的書面政治報告，發給代表，每人一冊。這個書面報告，分析了國際國內形勢，總結了抗日戰爭的歷史及經驗，闡述了中國共產黨的一般綱領和具體綱領，并指出了中國人民應當爭取打敗侵略者、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中國的前途。其中許多重要思想至今仍很有意義，比如：在關于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的問題上，強調必須為著現階段的目標奮斗，而不能空談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在新民主主義經濟綱領和政策上，強調在新民主主義國家統治下，一定要讓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獲得廣大發展的便利，歡迎外國投資；在黨的建設上，深刻論述了三大作風，特別強調共產黨人的一切議論行動，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所擁護為最高標準。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這個書面報告在黨的文件中首次明確提出要以生產力標準來判斷一個政黨的歷史作用，強調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打敗日本侵略者，建設新中國，實行土地制度改革以解放農民，繼續為中國的工業化和農業近代化而斗爭，允許資本主義在內的各種有利于中國社會進步的經濟成分存在，都是為了解放和發展中國社會的生產力，歸根到底，是為了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毛澤東在大會上就書面報告中的一些問題及其他問題作了口頭報告，主要講了三個問題。第一，關于路線問題。毛澤東說：七大的路線是，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解放全國人民，建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我們的路線拿一句話來概括，就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而所謂人民大眾，最主要的部分是農民。忘記了農民就沒有中國民主革命，也就沒有一切革命。但就領導思想而言，我們要同農民劃清界限，要把農民提高到無產階級水平，不要把黨同農民混同起來。沒有這一條，也不是馬克思主義。第二，關于政策問題。毛澤東講了11條，最要緊的有兩條。一條是繼續解釋在新民主主義社會發展資本主義的問題。在書面報告中，毛澤東指出：中國經濟落后，“拿資本主義的某種發展去代替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的壓迫，不但是一個進步，而且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它不但有利于資產階級，同時也有利于無產階級，或者說更有利于無產階級”。在新民主主義的社會制度下，在發展國家經濟、合作經濟的同時，讓那些不能操縱國計民生而是有利于國計民生的私人資本主義有發展的便利，保障一切正當的財產，既符合馬克思主義所指明的社會發展規律，也有利于中國社會的發展，有利于將來的社會主義。在口頭報告中，毛澤東又說：“我們這樣肯定要廣泛地發展資本主義，是只有好處，沒有壞處的。對于這個問題，在我們黨內有些人相當長的時間里搞不清楚……”他這樣反復強調發展資本主義的問題，不僅僅因為這是新民主主義理論中的一個重要問題，更是因為看到黨內害怕資本主義的傾向，會妨礙對新民主主義政策的認識和實施，需要不斷地警惕。另一條是準備戰略轉變問題，即由游擊戰轉變到正規戰，由鄉村轉變到城市。毛澤東說，我們要有這個準備，八大一定要在北平這樣的大城市召開。這樣對國內形勢發展的估計，既充滿了對革命勝利的自信，也表現了高瞻遠矚的偉大預見。第三，關于黨的建設問題。毛澤東用哲學方法講了個性與共性的問題，強調了知識分子的作用、干部團結問題，提出“講真話”問題，號召全黨多讀書，提高馬列主義水平。 

       4月25日，朱德向大會作《論解放區戰場》的軍事報告。報告系統地總結了黨領導武裝斗爭特別是抗日戰爭的經驗，論述了解放區戰場創建、發展和壯大的歷程以及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分析了抗日戰爭中國民黨單純防御的軍事路線和共產黨的人民戰爭的軍事路線，并對人民戰爭的軍事路線和戰略戰術作了詳細的闡述。報告指出：人民的軍隊，人民的戰爭，人民戰爭的路線和戰略戰術，構成了中國人民武裝抗日的軍事路線，是解放區戰場在軍事上取得勝利的關鍵所在。黨領導的人民軍隊，是人民的子弟兵，它來自于人民，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是一個總的建軍原則。報告提出，今后全國的軍事任務是，八路軍、新四軍與一切抗日友軍團結起來，打敗日本侵略者。 

        劉少奇在六屆七中全會上關于修改黨章的說明中曾經指出：“黨章以毛澤東思想來貫串，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歷史特點。”5月14日、15日，他向大會作《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論述了中國共產黨的特點和性質、指導思想、中國革命的特點、黨的群眾路線、黨的民主集中制等一系列重大理論原則問題。報告第一次對毛澤東思想的定義和科學體系作了完整的概括和系統的論述。報告指出：毛澤東思想，是從中國民族與中國人民長期革命斗爭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是“我們這個民族特出的、完整的關于中國人民革命建國的正確理論”，是“關于中國歷史、社會與中國革命的理論與政策”。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是發展著與完善著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在目前時代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繼續發展，是馬克思主義民族化的優秀典型。報告強調，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之所以能夠出色地成功地進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件特殊困難的事業，就在于“在理論上敢于進行大膽的創造，拋棄馬克思主義理論中某些已經過時的、不適合于中國具體環境的個別原理和個別結論，而代之以適合于中國歷史環境的新原理和新結論”。報告要求，全黨必須學習和宣傳毛澤東思想，在實際工作中遵循毛澤東思想。正確認識和確立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作用，是七大的歷史性貢獻，是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在長期奮斗中的巨大收獲，反映了全黨思想上、政治上的成熟和理論水平的極大提高。 

        從4月26日至5月23日，大會在對三個報告討論的同時，主要進行大會發言。周恩來在會上作了《論統一戰線》的重要發言。任弼時、陳云、彭德懷、張聞天、陳毅、葉劍英等20多人作了大會發言。除兩個外國黨代表的發言外，其他發言主要是一個方面或一個地區的工作。過去犯過這樣那樣錯誤的同志，特別是犯過嚴重錯誤的同志，還結合自己的情況作了檢討。許多同志從團結的愿望出發，對犯錯誤的同志開展了批評。經過對過去經驗教訓的總結，全黨在七大綱領的基礎上實現了新的團結。 

        此后，大會進入第二階段議程。一方面，是對三個報告的討論作總結。另一方面，也是主要的方面，就是醞釀中央委員會的選舉。5月24日，毛澤東代表大會主席團作了關于中央委員會選舉方針的報告，針對代表們提出的問題和各代表團討論的情況，著重講了三個問題：一是對過去犯錯誤的同志，不能一掌推開，只要他承認錯誤，決心改正錯誤，還可以入選；二是對于中國革命在長期分散的農村環境形成的“山頭”，既要承認和照顧，又要縮小和消滅，要把各個地方、各個方面的先進代表人物都選進中央委員會；三是不要求每一個中央委員都通曉各方面知識，而是要把具有不同方面知識和才能的同志集中選出來，產生一個通曉各方面知識的中央委員會。按照主席團提出的選舉方針，經過反復醞釀和預選，6月9日進行了正式中央委員的選舉。10日大會公布選舉結果，共選出正式中央委員44人。毛澤東在會上講了關于選舉候補中央委員的幾點意見。一是強調了候補中央委員選舉的意義也是很重大的，如果八大不能如期召開的話，候補中央委員的作用就更大。二是鑒于王稼祥沒有當選為中央委員，毛澤東特意強調了他的重大功勞，提出“主席團把他作為候補中央委員的第一名候選人，希望大家選他”。三是根據東北在中國革命發展中的特別重要地位，強調有東北地區的人當選才好。毛澤東報告后，大會進行了選舉候補中央委員的投票，結果廖承志、王稼祥等33人當選。 

       6月11日，七大在團結、勝利的氣氛中閉幕，毛澤東的閉幕詞高度評價了七大的歷史性作用，號召全黨要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和全國人民一起，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6月19日，中共七屆一中全會第一次會議選舉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陳云、康生、高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張聞天、彭德懷為中央政治局委員；選舉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為中央書記處書記；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主席。 

        七大是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召開的最重要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代表大會。它總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20多年曲折發展的歷史經驗，在進一步深化中國民主革命規律認識的基礎上，制定了正確的路線、綱領和政策，確立了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選舉產生了以毛澤東為首的、具有很高威信的、能夠團結全黨的堅強中央領導集體，實現了全黨的高度團結和統一。這次大會作為“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而載入黨的史冊。它為黨領導人民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和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的基礎。 

4.貫徹七大精神，迎接抗日戰爭勝利

       抗日戰爭形勢的發展，比黨預想的要快得多。毛澤東在5月31日向七大作結論時還說：“日本也許在明年就倒下去”，要準備日本軍隊可能把兵力統統撤到華北，要準備集中20到30個旅去打大城市。但是，隨著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中國抗戰的局勢很快急轉直下。7月26日，中、英、美三國政府以宣言形式公布《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政府立即宣布無條件投降。8月6日、9日，美國先后向日本廣島、長崎兩地投下原子彈。8月8日，蘇聯對日本宣戰，并出兵中國東北。一連串接踵而來的事件，大大加速了中國抗戰勝利的到來。 

       8月9日，七屆一中全會舉行第二次會議，討論蘇聯參戰后的形勢和黨的方針。朱德、彭德懷、陳毅等15位同志作了發言。毛澤東發表了兩次講話，強調蘇聯參戰使抗日戰爭進入了最后階段，提出目前我們的任務有4項：配合作戰，制止內戰，集中統一，國共談判。關于配合作戰，他說：這是同蘇聯紅軍配合，具體的配合還要等戰爭的展開。對日軍我們應廣泛發動進攻，這與制止內戰有關，也不會犯冒險主義的錯誤。關于制止內戰，他說：日本侵略者交防務予蔣介石一般是難于阻止的，中間是蔣的，我們的文章就在左右兩翼做。首先是取之于日、偽，擴大地方，擴大力量，然后才有可能回過頭來對付內戰的威脅。關于集中統一，他說：在干部分配、財政、城市工作、裝備分配等方面都要考慮集中統一問題。關于國共談判，他說：要在國際的基礎上準備繼續進行。美國靠蔣介石是一定的，故我與美蔣是一個長期的麻煩，內戰的危險將隨著日本的垮臺而增加。 

        會后，中共中央發出指示，要求各地立即布置動員一切力量向日、偽進行廣泛的進攻，擴大解放區，并準備于日本投降時迅速占領可能占領的城市和交通要道。8月10日24時至11日18時，朱德總司令連續發布關于受降和對日本侵略軍展開全面反攻的七道命令，要求各解放區抗日武裝部隊向其附近的日、偽軍發出通牒，限他們于一定時間內向人民軍隊繳械，如遇拒絕投降繳械，即應予以堅決消滅。八路軍、新四軍、抗日游擊隊和抗日根據地民眾在夏季攻勢的基礎上，迅速投入對日本侵略軍的猛烈全面反攻，光復了一大片國土。8月15日，日本天皇廣播“停戰詔書”，宣布無條件投降。9月2日，日本代表在投降書上簽字，中國人民贏得了近代以來反抗外來侵略者戰爭的第一次完全勝利，中華民族洗雪了百年恥辱。 

        抗日戰爭極大地教育和鍛煉了中國人民，同樣也極大地教育和鍛煉了中國共產黨。在這場民族解放戰爭中，中國共產黨高舉愛國主義大旗，堅決維護民族獨立和尊嚴，同日本侵略者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斗爭。黨領導的人民抗日武裝對敵作戰12.5萬次，消滅日、偽軍171.4萬人，其中日軍52.7萬人，繳獲各種槍支69.4萬支，各種炮1800余門。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在戰爭中付出了極大的犧牲。事實證明：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把廣大民眾充分地動員起來，組織起來，武裝起來，凝聚成一股任何外國侵略者都無法戰勝的巨大力量；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在復雜多變的歷史洪流中純熟地駕馭局勢，始終清醒地指明奪取勝利的正確方針和辦法。事實證明：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武裝力量，是全民族利益最堅定的維護者，是團結抗戰的中流砥柱，是取得抗戰勝利的決定性力量。越來越多的人通過抗日戰爭的實踐，明顯改變了對中國共產黨的看法，把國家、民族和自己的希望寄托到中國共產黨身上。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社會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同抗戰初期相比大不相同了。這種影響往下延伸，為日后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勝利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