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取和平建國，堅決進行人民解放戰爭，用主動撤離延安換取一個新中國

1.重慶談判與爭取和平建國

        抗戰勝利后的中國局勢將如何發展？8月13日，毛澤東在《抗日戰爭勝利后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的報告中指出：“蔣介石說要‘建國’，今后就是建什么國的斗爭。是建立一個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呢，還是建立一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專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這將是一場很復雜的斗爭。”在這個重大的歷史關頭，黨的主要任務是貫徹執行七大制定的政治路線，繼續放手發動群眾，堅決保衛人民的勝利成果，鞏固已有的陣地，擴大解放區和人民軍隊；同時，在不放松武裝自衛的條件下，與國民黨進行談判，力爭實現和平建國。 

         正如毛澤東所判斷的那樣，蔣介石打內戰的決心已經定了，但他放手發動全面內戰還有許多困難。于是，蔣介石在8月14日、20日、23日連續3次向延安發出電報，邀請毛澤東到重慶“共定大計”。在接到蔣介石的第一、第二次電報后，8月23日下午，毛澤東主持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延安的幾乎所有的高級干部、包括第二天就要到前線去的劉伯承、鄧小平、林彪、陳賡等都參加了會議，共50人左右。毛澤東首先發言，第一句話就說：恩來同志先去談判，我后一下。“現在的情況是，我國抗日戰爭階段已經結束，進入了和平建設階段。”他在全面分析抗戰結束后的形勢時，提出了“和平能否取得，內戰能否避免”的尖銳問題。他指出：我們現在的口號是和平、民主、團結，和平是可能取得的。因為英、美、蘇需要和平，不贊成中國打內戰；中國人民需要和平，我們黨需要和平；國民黨的攤子沒有擺好，暫時也不能下決心打內戰。但是，蔣介石要消滅共產黨的方針沒有改變，也不會改變。“我們應當利用他這個暫時和平時期。”關于中國共產黨今后的斗爭道路，毛澤東說：七大講的是長期迂回曲折，現在就要實行了。從局勢來看，中國如果成立聯合政府，其中一種形式可能是“現在的獨裁加若干民主，并將存在相當長的時期。對于這種形式的聯合政府，我們還是要參加進去，進去是給蔣介石‘洗臉’，而不是‘砍頭’。走這個彎路將使我們黨在各方面達到更成熟，中國人民更覺悟，然后建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其他同志發言同意毛澤東對形勢的分析，贊同我黨必須實行力爭和平民主方針。關于毛澤東是否必須親赴重慶談判的問題，大家意見不同。多數同志出于安全考慮，認為毛澤東不應輕易出去，還要看一看再作決定。毛澤東最后總結說：今天的方針是七大定下來的，七大的方針就是反對內戰的方針。“我是否去重慶？今天的會議決定還是出去，而不是不去。但去的時機由政治局、書記處決定。……先派恩來去。如果赫爾利、邵力子來請，我就和他們一起去，這個姿態比較好”會議把毛澤東親赴重慶談判的大事基本上決定下來，并對毛澤東赴重慶后由劉少奇代理其職務等重大人事變動作了安排。就在中共中央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同一天，蔣介石的第三封邀請電到了。第二天，毛澤東回電表示準備隨時赴渝，商討和平建國大計。25日，中共中央發表《對目前時局宣言》，闡明了我黨關于“在和平民主團結的基礎上，實現全國的統一，建設獨立自由與富強的新中國”的主張，要求國民黨政府立即實施避免內戰和實現民主政治的六項緊急措施。當晚，中央政治局決定：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立即赴重慶同國民黨進行談判。26日，向中央高級干部宣布了這一決定，并向黨內發出通知，說明關于和平談判的方針：在談判中我方準備在不損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做出必要的讓步，以便擊破國民黨的內戰陰謀，取得政治上的主動地位，換得我黨的合法地位與和平局面。對談判結果可能出現的兩種局面，中共中央提出的對策是：如果出現和平發展的局面，我們應當努力學會合法斗爭的一切方法；如果國民黨發動軍事進攻，我們就站在自衛立場上，堅決徹底消滅來犯者。28日，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在張治中、赫爾利陪同下乘專機抵達重慶。在途中，隨行人員問毛澤東：“我們能不能回來？”毛澤東說：“不管它，很可能是不了之局。”當年的隨行人員胡喬木解釋這個“不了之局”是：“你想要我們交出軍隊和解放區，不可能；你想消滅我們，也不可能。你要談判，我來了；你不要和平，那是你的事……達成協議，照協定辦就停戰，就和平；不要和平，要打，我也奉陪到底。”重慶談判從8月29日開始至10月10日達成協議，歷時43天。談判在兩個層次上進行：一個是兩黨最高領導人直接交換意見，毛澤東與蔣介石共會面11次；一個是兩黨談判代表周恩來、王若飛與張群、邵力子、張治中等人之間的磋商，共進行了12輪會談。由于雙方所持立場距離很大，談判時斷時續，形勢非常復雜微妙，斗爭格外艱辛。最后，在中國共產黨艱苦努力和斗爭下，雙方正式簽署了《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 

        《會談紀要》內容共12條。主要是：確認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長期合作，堅決避免內戰，建設獨立、自由和富強的新中國，徹底實行三民主義”；迅速結束訓政，實施憲政，召開政治協商會議；保證人民享受身體、信仰、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黨派平等合法；“積極推行地方自治，實行由上而下的普選”。軍隊改編、解放區、國民大會等問題則作為懸而未決的問題留待繼續商談。作為雙方斗爭焦點的解放區和軍隊問題被擱置起來，這其實也是一種結果，它使蔣介石想一次解決共產黨問題，特別是想取消解放區，實現其“軍令政令統一”的意圖完全破產了。 

        重慶談判是抗戰勝利后中國發生的頭等大事，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一方面，昭示了中國共產黨謀求實現和平民主建國的最大誠意，為中國的和平與統一提供了一次可貴的機會；另一方面，通過這次談判，我們黨不僅保衛了八年抗戰取得的成果，而且在政治上取得了有利地位，這就為解放戰爭的勝利奠定了政治基礎。 

        重慶談判雖然簽訂了“雙十協定”，但國共關系并沒有因此緩和下來。國民黨在美國政府的支持下，緊鑼密鼓地搶占戰略要地，并不斷地進攻解放區，雙方的軍事沖突愈演愈烈，談判也很快陷入僵局。我黨堅決執行早在9月19日就已確定的“向北發展，向南防御”的戰略方針，收縮南部防線，鞏固華北以及華東、華中解放區，控制熱河、察哈爾兩省，集中力量爭取控制具有重要戰略地位的東北地區。由于中國共產黨的堅決反擊，大約到11月雙方在軍事上形成僵持狀態。蔣介石迫于國內外形勢的壓力而同意召開政治協商會議。 

       1946年1月10日，有國民黨、共產黨、民主同盟、青年黨和無黨派人士共38名代表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隆重開幕。會議歷時22天，于1月31日閉幕。會議通過政府組織案、國民大會案、軍事問題案、憲法草案等五項協議。政協協議雖然還不是新民主主義性質的，不同于中國共產黨所主張的新民主主義綱領，但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個人獨裁的政治制度和反人民的內戰政策，具有明顯的限制作用。因而，它有利于和平建國，在相當程度上有利于人民。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它成了國民黨統治區很多人衡量是非的重要尺度。誰能堅持政協路線，誰就得人心；誰要破壞政協路線，誰就把自己置于同廣大人民群眾對立的地步。 

        中國共產黨確實是準備嚴格履行政協協議的，準備在協議的基礎上繼續同各民主黨派、民主人士密切合作，經過長期奮斗，通過政治方式，使中國走上民主建設的康莊大道。政協會議閉幕的第二天，中共中央立即發出《關于目前形勢與任務》的黨內指示。這份指示，雖然也提醒中國民主化的道路依然是曲折的和長期的，要求全黨“一切準備好，不怕和平的萬一被人破壞”，但它著重強調的是“中國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設的新階段。”“中國革命的主要斗爭形式，目前已由武裝斗爭轉變到非武裝的群眾的與議會的斗爭，國內問題由政治方式來解決。黨的全部工作，必須適應這一新形勢。”，因而要求全黨必須很好地克服那種不相信內戰會停止，不相信和平真能實現，以及不相信和平民主新階段已經到來的“左”的傾向。2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確定了中共參加憲草審議委員會、國民政府委員會和行政院的名單：周恩來、董必武、吳玉章、博古、何思敬為憲草審議委員；毛澤東、林伯渠、董必武、吳玉章、劉少奇、范明樞、張聞天為國民政府委員；周恩來、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飛分任行政院副院長、兩個部長及不管部部長。3月6日，中共中央發出了“精兵簡政”的黨內指示，對山東、華中、晉冀魯豫、晉綏、晉察冀解放區的裁減兵員問題做出了安排。正如毛澤東2月9日接見美聯社記者發表談話表示的那樣，對政治協商會議的各項協議，“共產黨于此準備出力擁護”。 

2.堅決進行自衛戰爭的偉大決策

       在中國共產黨積極履行政協協議，轉變革命斗爭形式，爭取實現和平民主建國之時，中國大地出現的和平之光卻轉瞬即逝。國民黨政權所代表的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利益，社會基礎極其狹隘，這決定了它既不能容忍、也經受不住任何的民主改革。蔣介石集團認為，不僅人民民主主義，就是西方式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也是不能行之于中國的。政協會議閉幕不久，國民黨當局就指使暴徒制造了一系列反對政協決議、反對國共合作和平建國的嚴重事件。3月，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通過五項決議，公然推翻了政協會議關于憲法原則的決議，軍事形勢也出現了“關內小打，關外大打”的局面，國內局勢全面惡化。1946年6月26日，國民黨以進攻中原解放區為起點，挑起了全國性的內戰。 

        國內局勢的惡化與國際緊張局勢的出現緊密結合在一起。2月9日和3月5日，斯大林、丘吉爾先后發表了后來被看作是東西方“冷戰”宣言的演說，更嚴重的是美蘇兩國軍隊在亞洲和歐洲一些地區先后出現了直接對峙、甚至劍拔弩張的局面。一時間，“美蘇必戰”和“第三次世界大戰不可避免”的說法在社會上廣為流傳。國民黨內的主戰派寄希望于美蘇戰爭，幻想從中漁利。中國的進步力量和我們黨內一些同志也憂心忡忡，因為美蘇打起來會對中國產生很大的影響。蘇聯領導人則認為，中國如果打內戰，蘇美可能卷入，中國將成為世界大戰的戰場，中華民族有毀滅的危險，中共應加入蔣介石的政府，并解散自己的軍隊。 

       面對如此復雜的形勢，在敵我力量是“飛機加大炮”對“小米加步槍”的懸殊情況下，我們黨能否準確判斷國際國內形勢發展的趨向，敢不敢以革命戰爭反對反革命戰爭，就成為必須首先回答的重大問題。胡喬木回憶說：“我在毛主席身邊工作二十多年，記得有兩件事是毛主席很難下決心的。一件是1950年派志愿軍入朝作戰，再一件就是我們準備同國民黨徹底決裂。當然，決裂的不是我們，而是國民黨。”1946年4月，毛澤東寫了一篇《關于目前國際形勢的幾點估計》的短文，明確回答了當時人們最關心的兩個問題：美蘇之間會不會爆發戰爭，我們要不要同國民黨進行堅決斗爭。他指出：戰爭危險是存在的，但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必須和必能克服戰爭的危險；美蘇關系不是或者妥協或者破裂的問題，而是或者較早妥協或者較遲妥協的問題；這種妥協并不要求資本主義世界各國人民隨之實行國內的妥協，各國人民仍將按照不同情況進行不同斗爭。毛澤東提出一個非常重要的思想，就是我們可以而且必須同國民黨反動派做堅決的斗爭。在這種判斷的基礎上，毛澤東在8月與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中，提出了“中間地帶”的觀點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著名論斷，強調的一個根本戰略思想是，革命人民在戰略上、在整體上必須藐視敵人，敢于同他們進行斗爭，敢于去奪取勝利。正是基于對形勢的科學分析，對敵人在戰略上的藐視，對人民力量的高度信任，對革命正義戰爭的堅定信念，毛澤東在形勢轉折的關鍵時刻作出了堅決進行自衛戰爭的偉大決策，使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走上了通往最后勝利的道路。 

        在全面內戰爆發前后的一段時期里，中國共產黨高舉“自衛戰爭”的旗幟，確定了用自衛戰爭粉碎國民黨軍隊的進攻、以期恢復國內和平的方針。這個方針表明，這場戰爭是國民黨強加于中國人民的，中國共產黨被迫應戰，其目的仍然是制止戰爭，爭取和平。1946年6月19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大打后我軍部署的指示》，指出：“觀察近日形勢，蔣介石準備大打，恐難挽回；大打后，估計六個月內外時間如我軍大勝，必可議和；如勝負相當，亦可能議和；如蔣軍大勝，則不能議和。因此，我軍必須戰勝蔣軍進攻，爭取和平前途。”7月20日，中共中央發出《以自衛戰爭粉碎蔣介石的進攻》的黨內指示，進一步指出：“只有在自衛戰爭中徹底粉碎蔣介石的進攻之后，中國人民才能恢復和平。”為了實現這一目的，中共中央確定了一系列正確的、富有遠見的方針和政策。在軍事方面，強調必須實行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作戰原則和以運動戰為主的作戰方法，要“以殲滅敵軍有生力量為主要目標，不以保守或奪取地方為主要目標”。在政治方面，確定了放手發動群眾，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建立最廣泛的民族民主統一戰線，徹底孤立國民黨反動集團的原則。在經濟方面，強調必須一切依靠自力更生，作持久打算。在上述正確方針的指引下，解放區軍民奮起反擊國民黨的軍事進攻。在中原軍區主力突圍后不久，華中野戰軍在蘇中地區七戰七捷，殲敵5萬余人。在淮北、晉冀魯豫、晉察冀、東北的戰場也都傳來了捷報。這些勝利，頓挫了國民黨軍隊進攻的鋒芒，取得了主要在內線殲敵的初步經驗。在1946年6月下旬至10月的4個月戰爭中，國民黨軍隊占領解放區城市153座，我軍收復城市48座，并殲敵30萬人。一方得地失人，另一方失地得人。對這樣一個軍事形勢，蔣介石認為，現代作戰無城市即無政治基礎，無交通就無政治動脈。他以為自己已取得重大勝利，戰略目的已接近實現。而毛澤東卻從這些數字中得出了同蔣介石恰好相反的結論。10月1日，他在一份黨內指示中指出：“七月二十日中央對時局的指示上說：‘我們是能夠戰勝蔣介石的。全黨對此應當有充分的信心’。七、八、九三個月的作戰，業已證明此項斷語是正確的。”他認為，人民解放軍奪取戰略上的主動，關鍵在于不斷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 

       全面內戰爆發后，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代表團繼續留在南京、上海同國民黨談判，進行維護政協協議的斗爭，并用事實揭露國民黨的陰謀，使廣大人民了解內戰發生的真相。在這一階段的談判中，中國共產黨做到了仁至義盡，而國民黨當局在美國的支持下不僅把戰火越燒越大，并且在7月3日單方面決定于11月12日召開“國民大會”，接著提出了要求中國共產黨屈膝投降的五項條件，這理所當然地遭到中共代表團的堅決拒絕。8月10日，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和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發表聯合聲明，認為國共爭論“似難獲致解決之方法”，實際上宣布他們的“調解”工作已經失敗。9月30日，中共代表團致函蔣介石，嚴正聲明：“如果政府不立即停止對張家口及其周圍的一切軍事行動，中共不能不認為政府業已公然宣告全面破裂，并以后放棄政治解決方針，其因此而造成的一切嚴重后果，當然全部責任均應由政府方面負之。”10月11日，國民黨軍隊不顧中共方面的再三警告和各界人士的強烈反對，占領張家口，蔣介石隨即于當天下午下令于11月12日召開“國民大會”。11月15日，由國民黨包辦的“國民大會”在南京召開，這表明國民黨關閉了和談大門，決心把內戰進行到底。11月19日，周恩來結束一年多的和平談判，率中共代表團飛返延安。 

        實現國內和平已經不再可能，客觀形勢迫使中共中央別無選擇，只有下決心以戰爭來解決中國的問題。1946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致電各中央局、中央分局指出：“蔣介石日暮途窮，欲以開‘國大’、打延安兩項辦法，打擊我黨，加強自己。其實，將適得其反。”這“無損于人民解放戰爭勝利的大局，挽救不了蔣介石滅亡的前途”。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份電報中，黨中央第一次使用了“人民解放戰爭”的名稱來代替前一階段一直使用的“自衛戰爭”，并把它同蔣介石“自取滅亡”和“建立民主的中國”聯系在一起。11月21日，中共中央舉行了一次重要的決策性會議。周恩來報告了國共談判的經過和國民黨統治區的情況，指出：為了實現黨的和平、民主、統一、獨立方針，武裝斗爭是主要的。毛澤東說：蔣介石對共產黨的方針是一無自由，二要消滅。“我們的方針只能是打的方針，這是確定了的。”他為解放戰爭的發展勾畫了一張大致的藍圖：用半年到一年的時間，消滅國民黨軍七八十個旅，達到兩黨力量平衡。達到平衡就很容易超過。那時候我們就可以打出去，首先是安徽、河南、湖北、甘肅，然后就可以再向長江以南發展。毛澤東指出：“現在是否要提出打倒蔣介石？我們做這個工作而不提這個口號”。會議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決定以“打倒蔣介石”來最終解決國內問題。由“自衛戰爭”到“解放戰爭”，由“制止內戰，恢復國內和平”到“打倒蔣介石”，這是中國革命發展進程中黨的戰略指導思想的一個根本性的轉變。 

3.轉戰陜北和迎接“解放全中國”

       為了推進革命形勢，使之迅速在全國范圍內形成一個新的高潮，中共中央于1947年2月1日召開政治局會議。會上，彭德懷報告軍事形勢，周恩來報告國民黨統治區人民運動的情況，毛澤東就迎接中國革命高潮問題作了重要講話。會議著重討論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的《迎接中國革命的新高潮》的黨內指示，向全黨宣告：“目前各方面情況顯示，中國時局將要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這個新的階段，即是全國范圍的反帝反封建斗爭發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階段。現在是它的前夜。我黨的任務是為爭取這一高潮的到來及其勝利而斗爭。”毛澤東在講話中指出，全國性的革命高潮，在中國近半個世紀中有過幾次：辛亥革命、北伐戰爭、抗日戰爭。這一次與前幾次有所不同，是中國共產黨單獨領導的。這次革命高潮的動力“是兩條戰線，就是解放區和蔣管區的人民運動，而以解放區為主。解放區的勝利越大，高潮就來的越快”。不是說我們沒有困難，但黨和人民有一切把握取得最后勝利，這是毫無疑義的。這是黨中央根據一年多來的形勢發展，第一次明確指出中國革命的新高潮快要到來了。 

        2月1日政治局會議以后不久，延安的形勢就越來越緊張。蔣介石決心要把戰火燒向延安，不惜一切代價占領延安。仗是非打不可了。但是，這個仗怎么打？延安還要不要？當時的普遍看法是延安要保，延安不能丟。道理很簡單：延安是紅都，是圣地，是黨中央、毛主席住過的地方，讓胡宗南給占了，感情上是很難接受的。時任中央書記處辦公室主任的師哲回憶說，在延安保衛戰打響后的一天晚上，我特地從棗園騎馬趕到王家坪去見毛主席。“我憂心忡忡地問主席，備戰工作到底應該怎么做？一定要撤退嗎？可否設法保住延安而不撤退？”應該說，這種感情和想法是很有代表性的。 

        事實上，毛澤東也一方面力爭好的可能性——守住延安；另一方面又向最壞的可能性做準備——放棄延安。早在1946年10月，胡宗南奉命加緊準備攻打延安時，延安即進行了第一次大疏散。毛澤東曾連電命令陳（賡）謝（富治）縱隊3個旅、楊（勇）蘇（振華）縱隊3個旅、張宗遜縱隊兩個旅從山西西渡黃河，“協同邊區部隊保衛延安”。1947年初，延安的形勢又一次告急。毛澤東布置了外線配合內線作戰保衛延安的方案。3月6日，他電令陳賡率5個旅南渡黃河攻占隴海線上的潼洛段，以調動和打擊胡宗南的部隊。3月8日，電令王震率兩個旅從晉綏解放區西渡黃河，參加保衛延安之戰。3月16日，毛澤東以中央軍委主席名義電令正式組建西北野戰兵團，彭德懷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下轄6個野戰旅共2.6萬人。并要求邊區部隊必須“再抗擊十天至兩個星期，才能取得外線配合，粉碎胡軍進攻延安的企圖。”電令稱，在防御戰斗中疲勞與消滅敵人之后，即可集中5個旅以上打運動戰各個殲滅敵人，徹底粉碎敵人進攻。 

        另一方面，中共中央也在布置著放棄延安的工作。3月12日凌晨，劉少奇、朱德、任弼時率中央機關部分人員離開延安，先行抵達瓦窯堡。14日，延安新華廣播電臺停止播音，由預設在瓦窯堡附近的備用電臺接替。毛澤東也開始向軍隊指揮員和周圍的一些人講述放棄延安的道理：延安不是戰略要地，也不是經濟中心，蔣介石占領延安，因為可以向全國人民宣布“共產黨完蛋了”，但是全國人民也就知道了是蔣介石背信棄義，破壞和平，禍國殃民，不得人心；延安既然是一座世界名城，也就是一個沉重的包袱，蔣介石背上了這個包袱，他就輸掉了一切；我軍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胡宗南的兵擠在延安城下，不好吃掉，讓他的五個指頭伸開來，每月吃他一個團，延安還是我們的。算清了這筆賬，毛澤東自信地說：“要告訴同志們：少則一年，多則二年，我們就要回來，我們要以一個延安換取全中國。”他還執意要與中央一塊行動的斯特朗相約：我們下次在哪里見面呢？可能不是在延安了，也許是在南京、上海，或者是北平吧！ 

        3月13日，胡宗南軍隊天上飛的，地上爬的，都以延安為目標發起了攻擊。我軍在富縣、臨鎮一線頑強阻擊，邊區自衛戰爭全面展開。18日，胡宗南軍隊跌跌撞撞地爬到延安城下。毛澤東、周恩來會見了剛剛從山西趕來的王震，囑咐彭德懷把房子打掃干凈，家具不要破壞，入暮時分才離開王家坪，乘車東駛，踏上了轉戰陜北的征程。 

        中共中央撤離延安后，帥旗插在哪里？的確是各方面都十分關心的問題。蔣介石得意地說：中共的首腦部只能隨處流竄，任何人都不能和它發生聯系，如此就絕對不能建立中心力量了。國民黨《中央日報》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里四次報道中共中央的行蹤，有晉西北、豫北，甚至東北佳木斯市的“立德祥街福天百貨店院內”等。其實，毛澤東早就下定了決心，如果延安實在守不住，黨中央仍然要留在陜北。3月18日夜，他與同車的王震分手時說：“我和你們一起堅持在陜北斗爭，不打敗胡宗南，決不過黃河！”3月25日，毛澤東與先期到達子長縣王家坪的中央領導會合后，很快做出了中央堅持留在陜北的決定。27日，毛澤東連發數電，告知彭德懷、賀龍等人：“中央決定在陜北不走”，“中央率數百人在陜北不動，這里人民、地勢均好，甚為安全”。然而，陜北戰爭的險惡形勢不允許5位書記都留下來，誰留，誰走？毛澤東強調，黨內分工我負責軍事，理應留下來，而其他人則更多地擔心他的安危。會議從子長縣王家坪一直開到清澗縣的棗林溝，在30日最終決定：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留在陜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軍總部的工作；劉少奇、朱德組成中央工作委員會，去河東擔負中央委托的工作。4月9日，黨中央向各戰略區發出通知，宣布了棗林溝會議的決定，并號召“必須用戰斗精神保衛和發展陜甘寧邊區和西北解放區”。 

       中共中央能否實現堅持陜北的戰略意圖，關鍵是能不能粉碎敵人對陜北、山東的重點進攻。在撤離延安后45天內，西北野戰兵團在彭德懷指揮下，按照中央軍委確定的“蘑菇戰術”，于3月25日、4月14日和5月初，連續進行了青化砭、羊馬河、蟠龍三次殲滅戰，殲滅胡宗南部1.4萬人，基本上穩定了陜北戰局，為中共中央堅持留在陜北提供了決定性的條件。這時，黨中央在王家灣的兩孔土窯洞里醞釀著一個新的戰略部署。經過與前線指揮員幾次磋商后，5月4日，毛澤東連電前方：劉鄧、陳粟兩軍任務是協力擊破顧祝同系統，晉南(陳謝)、陜北兩軍任務是協力擊破胡宗南系統；劉鄧十萬大軍立即開始休整，6月1日后“獨立經冀魯豫出中原”，“往來機動，與陳、粟密切配合行動”；陳謝主力(四個旅)隨時準備西渡黃河，配合彭習殲滅胡宗南，奪取大西北。遵照這一計劃，5月中旬，華東野戰軍在孟良崮地區一舉圍殲國民黨軍“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編第七十四師等部3萬余人。5月21日，西北野戰兵團由安塞地區揮師西進，鞭抽二馬。6月30日午夜，劉鄧大軍12萬余人，一舉突破黃河天險，人民解放軍的戰略進攻開始了。 

       黨中央在王家灣住了難得安穩的56天后，受到胡宗南軍的偷襲，幾經輾轉，于6月16日住進了距王家灣并不遠的小河村，直到8月1日離開。其間，中共中央召開了一次前委擴大會議，史稱小河會議。會議的中心議題是如何進一步組織和發展戰略進攻。毛澤東在分析戰爭形勢時，首次提出對蔣介石的斗爭用5年時間來解決（從1946年7月算起）。會議前后中央軍委決定：第一，陳謝縱隊的進軍方向由西進陜北改為渡河南下，挺進豫西。第二，晉冀魯豫野戰軍在略作休息后，下決心不要后方，“直出大別山”。第三，西北野戰軍改南下關中為獨立堅持內線作戰，牽制并逐步削弱胡宗南集團。小河會議后，在黨中央繼續轉戰北上的途中，毛澤東對華東野戰軍的作戰方向逐步明確：該部一分為二，外線兵團由陳毅、粟裕指揮，首先在魯西南掩護劉鄧大軍躍進大別山，然后挺進豫皖蘇實施戰略展開；內線兵團由譚震林、許世友指揮，擔任牽制山東國民黨軍之任務。至此，一個三軍配合，兩翼牽制，中央突破，經略中原的戰略部署，就在陜北老鄉家的窯洞里形成了。后來，周恩來說：毛主席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揮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戰爭。 

        按照中央的部署，8月中旬，劉鄧大軍突然甩開鏖戰正酣的魯西南，千里躍進大別山，實施戰略展開，創建鄂豫皖邊根據地。彭德懷擂鼓榆林，拽著胡宗南往北跑，在沙家店地區一舉殲滅國民黨軍整編第36師主力，從根本上扭轉了西北戰局。8月下旬，陳謝大軍強渡黃河，突然出現在隴海線上，東逼洛陽，西叩潼關，接著依托伏牛山實施戰略展開，創建豫陜鄂邊根據地。譚震林、許世友展開膠東保衛戰，粉碎了敵人的“九月攻勢”，隨即轉入了內線反攻。9月下旬，陳粟大軍分路越過隴海鐵路南下，在豫皖蘇邊實施戰略展開，創建根據地。黨中央關于戰略進攻的一系列構想全部變成了現實。毛澤東指出：“中國人民的革命戰爭，現在已經達到了一個轉折點。”“這是一個歷史的轉折點。這是蔣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統治由發展到消滅的轉折點。這是一百多年以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由發展到消滅的轉折點。”“這個事變一經發生，它就將必然地走向全國的勝利。”10月10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在佳縣神泉堡發表宣言，第一次以宣言形式著重地向中外宣布“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口號。11月22日，黨中央移住米脂縣楊家溝，居住環境有了明顯改善。其間，最要緊的事是安排一次規模較大的會議，全面部署黨中央提出的“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任務。會議從12月7日開始，與會者分成政治、軍事、土改3個小組，研究當前形勢和黨的政策，討論毛澤東起草的《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書面報告。這個報告圍繞著怎樣打倒蔣介石、怎樣建立一個新中國的問題，從軍事、土改、整黨、經濟、統一戰線各個方面闡述了黨的政策。25日至28日，舉行正式會議。毛澤東仍讓大家提意見，他當場回答，非常熱烈。由于醞釀充分，大家思想一致，順利地通過了《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報告。會議的決定指出：“這個報告是整個打倒蔣介石反動統治集團，建立新民主主義中國的時期內，在政治、軍事、經濟各方面帶綱領性的文件。”十二月會議后的幾個月時間內，黨中央集中全力解決新形勢下關于土改、整黨、工商業、統一戰線、新區工作等方面的具體政策和策略問題，注意糾正黨內的錯誤偏向，主要是“左”的偏向。在1948年上半年，這種政策性的指示、文章、講演有近百篇，其中收入《毛澤東選集》的就有15篇。毛澤東明確地告訴全黨：“現在敵人已經徹底孤立了，但是敵人的孤立并不就等于我們的勝利。我們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錯誤，還是不能取得勝利。”如果我們的政策不對，蔣介石的孤立會變成兩方面都孤立，人民不喜歡蔣介石，也不喜歡共產黨，這個可能性是完全有的。正是從這種認識出發，毛澤東講了一句至理名言：“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各級領導同志務必充分注意，萬萬不可粗心大意。”政策問題的解決，保證了黨在城市和農村各項工作的順利展開，為奪取全國勝利做了重要的準備。 

        1948年3月23日，毛澤東率中共中央東渡黃河，前往華北。4月22日，延安又回到了人民的懷抱。一年前，撤離延安，黨中央堅持留在陜北；一年后，延安收復，黨中央離開了陜北。這預示著中國革命走出了山溝，預示著中國革命在全國范圍的勝利，預示著新中國的誕生！